一脚踏进什拉门更，2023，影像，彩色，音频
王凯凡 KAIFAN WANG
一脚踏进什拉门更
弥金画廊
2023年11月4日 – 12月10日
陈鋆尧 / 策展人
“E la gente alla fine si riconosceva. Si riconoscevano nelle cose che accadevano, negli oggetti, nei colori, nel tono, in una certa lentezza, nella luce, e anche nei personaggi, certo, ma in tutti, non in uno, in tutti, simultaneamente – sa, siamo un sacco di cose, noi, e tutte insieme.”
“最终人们认识到了自己. 他们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在物体中，在色彩中，在语调中，在某种缓慢中，在光线中，认识到了自己，当然，也认识到了人物，但认识到的是他们所有人，而不是其中一个，是他们所有人，同时认识到 — 你知道，我们是很多东西，我们是这样东西的整体。”
— 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一个人消失在世上》[1]
自然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受到个体的干预，而个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心理和行为模式往往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响应。成长于内蒙古的汉族艺术家，王凯凡在其成长历程中同时夹杂着对蒙古族“现代性”的“游牧文化”的认同和疏离感；在迁居至柏林后，这种疏离感继续被带入至一个崭新的社会环境中。面对生活环境和个人身份的不断持续性流动，其作品展现出一种处于游移状态的柔软特质：时常以激烈的碰撞作为开始，但慢慢地会被细密的线条和敏感的情绪所覆盖，冲突和暴力以极为内敛的姿态徐徐蔓开。
“It used to be that people were born as part of a community, and had to find their place as individuals. Now people are born as individuals, and have to find their community.” [2]
“以往，人们生来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得不找到自己作为个体的适当位置。现在人们生来就已经是个体了，他们需要去寻找自己的共同体。”
— 美国记者 Bill Bishop《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在王凯凡抽象的作品语言中，个体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持续探索以及某种具有超越性的共通感悄然涌动着。
“什拉门更的街道狭窄而悠长，红色的灯笼点缀着黄胚墙与泥土地，鞋底与大地的摩擦扬起尘埃。我撞上一股疾风，迎面而来，穿过胸膛，越过后背，没留下什么。” — 王凯凡
王凯凡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长大。而过往的生活经历如同肌肉记忆般总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就像走在柏林街上那吹进眼睛里的沙子仍能勾连起有关家乡频繁经历沙尘暴的童年记忆。一脚踏进什拉门更，意为走入“黄沙地带”，什拉门更是目前呼和浩特规模最大的城中村，这条“黄沙带”阻隔了比邻呼市最繁华的街道，什拉门更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迁徙的产物，踏入这里则是一种跨越不同城市形态所带来的坠入感。
作为王凯凡在中国的首次个展，延续其先前的讨论与创作思路和艺评人 Tamara Beheydt 的观点：王凯凡并没有把风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但他的画作却充满了类似的开放性和灵感。风通过皮肤和呼吸触及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或许这些起伏的抽象形式也会让我们起鸡皮疙瘩。它们就像风本身一样，让人身临其境、变幻莫测：它们带着记忆的模糊画面、呼吸的脆弱能量和风暴的坚定力量。伴随于此的，是王凯凡的“风滚草”系列作品（2023），作为迁徙物的象征，风滚草总会伴随着风的方向移动，而风去往的终点意味着水的聚集，意味着生命的孕育和存在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成为环境对人和物的塑造，成为艺术家的个体经历持续流动并累积的见证。
这种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在地属性的切身体验皆在创作中被反复提现，譬如王凯凡喜欢印度教中那些由鲜艳色彩构建起的视觉系统与神明，同时在蒙古文化中，红色（力量），蓝色（纯洁）和白色（神圣）则分别从感性的不同角度振奋着个体的光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曾提到：
“民族的感情，是人在屯蒙之际所赖以站起来的精神力量。” [3]
—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
以汉族的身份定义生长于蒙古文化背景之下，王凯凡身上多民族融合的印迹一如那些因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新皮肤纹理一般不可逆地被保留下来，一如在其作品中重复且缠绕的笔触，在体现宗教与地缘特色带来的视觉灵感的同时，也以东方文化和流动的视角重新解构并诠释着洛可可艺术为构建其独特的个人风格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他似乎也具备了蒙古族生活习性中天然带有的流动性以及对于频繁流动的天然适应能力。
如今的柏林同样是一座具有多民族性的聚集地，在这里没有哪一种文化被视为主流，“文化多样性”的意义被重新解构，自由的概念也被极大地量化。初到柏林，王凯凡是小心谨慎的，他与这个新鲜的城市处在一种互相试探的阶段，即使习惯于将自己视为一个外来人，如何参与或融入其中也几乎是下意识的念头。柏林市中心有着被树木和鲜花所环绕的漂亮墓地，王凯凡被此吸引并开始搜集墓地公园里的石碑痕迹。一位诗人的墓碑后写有这样一句话：
“Auch Worte haben ihre Zeit … zu wissen, dass sie ein Mal da Dein werden, ist viel.”
“即使是文字也有时间，知道有一天它们会是你的也就足够了。”
在后续的创作中，这句话被以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完成了艺术家与遥远异乡的陌生人之间的一次静默的联结，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尝试在疫情期间也得到了延续——彼时，柏林的许多华人群体选择返乡，王凯凡则开始收集他们遗弃的床垫并切割、裁剪以及重组其中的海绵和弹簧，用作绘画工具或装置作品的材料。在这个过程里，个人身份以私密物品的具象形式开启“游牧”，“流动”既成为其创作所带有的独特属性，也是作品所要叙述的主要故事。
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认为，现代的城市生活使人们脱离了对土地的依赖，也脱离了对过去的团体、过去的精神营养的依赖，于是所有的人都像无根浮萍，处于“拔根状态”。[4]这是一种现代生存的疾病。个人身份的主动或被动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拔根状态的程度，当个体的精神需要无从求索，灵魂陷入某种莫名的眩晕，从存在的深渊中伸出告解的双手便产生了重要且实在的意义。王凯凡的作品交织着对于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和个体身份的思考，寻求“扎根”并不是其表达的目的，他徘徊在一个中间地带者的位置上，通过观察环境和人的细微痕迹，书写出有关挣扎与和解的感受。那些无法直接体验或难以直接讨论的一切，都以抽象的方式缓缓道出。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著, 陈英译. 一个人消失在世上[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2] Bill Bishop,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 Houghton Mifflin, 2008.
[3] 徐复观著. 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徐复观文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4] 西蒙娜·韦伊著, 徐卫翔译. 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3.
董一新 / 作者
和王凯凡的谈话总是充满了记忆，主观的、身体的、感受的、有时分辨不清属于私人还是普世、存在或是未存在的记忆——上一次是柏林街头无意间进入眼睛的一颗砂砾，这一次是呼和浩特城中腹地迫面而来的一阵疾风。二零年开始后的四年间足已为人们创造许多这样难以辨明的现实与想象，新的旧的，于是，具象的时刻化为抽象的线条与色彩，个人的经验牵连陌生的情绪与感官，艺术家创造，而我们在绘画前流连。
王凯凡今冬在上海的个展《一脚踏进什拉门更》由陈鋆尧策展，展览延续了他一如既往的“抽象纪实”—— 备展前他终于回到阔别数年的家乡呼和浩特，站在小区面前街道陌生而犹疑的顷刻，从狭长的走廊迅疾而来一阵风，“就是这样的一阵风，让我想起什拉门更。” 这是一个拥有同样的狭长街道、失落在城市中的村子，也许只有一阵风能将人们带来此处。这风推向身体时产生的一种空间上的坠入感，恍惚之间，你不知道到达的究竟是马孔多，还是桃花源。不过，你还是会知道这里是什拉门更，经由他的黄沙、和他所充斥的陌生的熟悉感。
由此，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原定的返乡之旅转向了一次开放性的田野调查，成果是一个影像短篇，一个上海弥金画廊空间中特定的互动装置，并置在此次展出的绘画作品间 —— 展览因此也拥有了一个新的命名：什拉门更的寻访经验作为了王凯凡迄今为止的创作脉络、抽象媒介和“游牧”身份的一次回溯与再梳理，他横跨欧亚大陆的移动在画布上外化出的湍急风流，推动观众也一脚踏入这片充满身体记忆的风沙之地。
#01 影像
什拉门更 | 遗忘的腹地与闯入的艺术家
什拉门更，四个字排列组合乍看之下意义不明，王凯凡在搜集村史档案时翻查到这一村名的由来，它在蒙语中意译为黄沙地带——而这也几乎是为数不多能查到的确实资料。作为呼和浩特最大的城中村，什拉门更其实坐落一个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它与旧市政府比邻，旁边就是呼市最繁华的地段。而在28公里外更为郊区处，一个名为脑包村的区域被选择作为城市旅游重点景区正在兴起，互联网的关注度为它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补充着青春的流量，模式化的当代建筑物以鲜明整齐的姿态出现。于是，它在一片中心腹地里成为一个“理所应当”被视而不见的存在。
这个村子其实有过几次发展的机会，一次是成为交通枢纽，一次是成为物流中心，又或者是也成为一个城市旅游的新据点，然而这些机会也没有真的被把握，于是什拉门更又回到闲散的状态。
过去的日子里，其实王凯凡都从未真的走进这个地方，每每路过，只觉得这狭长的结构恰似自己家门前的那段带来疾风的甬道。听家人说很早以前有一位韩姓赤脚医生在这里坐诊，是自己的远房亲戚。生命中大概总是有会有些时刻产生莫名的冲动，去重新探访童年亦或青年时期那些阴差阳错、未曾真正到达的地方和场所—— 结果往往是有如预料般的无果。这一程探访什拉门更也是如此 —— 他在这座停滞的村子里寻找这位亲缘并不深厚联结的赤脚医生，询问村民，查访档案 —— 结果是接二连三的无可对证。这里并没有这个人的档案，包括村子的档案也几乎经过几次不同的规划分区的过程中，在它“应当归属”的地带中慢慢流失。正如艾略特笔下的 Wasteland —— 一个浪费的区域。在城市化滚滚洪流中，什拉门更是等待处理的土地，约定俗成而存在，理所应当而消逝。
目睹什拉门更的凝滞和衰颓，王凯凡并非停留在一种单纯的伤感情绪，而是更关注什拉门更在这座内蒙城市的现代化中的暧昧身份和悬空状态的达成——延展自他一直以来对个人身份和生活环境的沉思。作为成长于内蒙古的汉族艺术家，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思考就已经根植在王凯凡早年的宗教研究和实践中，在2016年迁居德国柏林后，作为他者的自我在异质环境的切身感知和心理活动，成为其抽象作品中持续探讨的主题。在柏林社会不断尝试锚定自我社会身份后，这次回到家乡内蒙，他原本心理预期在“近乡情更怯“之外是抱有一种在母语环境下进行调查所能具备的自如感，未曾想在本源的文化舒适区，归属尚未达成，反倒促成一种新的陌生。
青年人走访久无香火的寺庙、问询无人问津的村落总是件不寻常事，一路上王凯凡与当地的管理者、村委职员、甚至执法者频频碰面，田野调查中被要求阐释身份目的的时刻 —— 一遍遍的应答得到的不是确信，而是在此地重又成为他者的哑然。艺术家在此地是不被接纳的闯入者，直到提及自己是循那位赤脚医生而来，与什拉门更沟通的可能才被打开——作为他者的自我，在进入新空间中斡旋、以已知的经验和联结建立新联结过程是一种个人身份的重塑和观照。什拉门更与柏林的困境是相同的，当将家乡作为自我身份在海外不同游移状态的出口时，或许可能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入口。
#02 装置
从柏林到上海 | 我们将身体抛入其中
带着什拉门更新鲜的、亟待整理的异化情绪与沉思，王凯凡开始布置这次上海个展中的同名空间装置，并将放映什拉门更影像的屏幕浸没在成堆的海洋球里——观众需要一脚踏入其中，才能找到解码这一展览语境的钥匙——这是这位高度关注身体感知的艺术家为观众所复现的，彼时彼刻什拉门更那阵穿堂风掠过时产生的坠入感。
这种柔软的却必须经历、绝非激烈但又不轻易妥协的身体障碍，与可以创设此类障碍的材料，贯穿王凯凡进入柏林后的艺术创作，经由什拉门更，回到上海的现场。
在二零年疫情开始后，王凯凡逡巡柏林，并开始捡拾大批离开的留学生们所抛掷在外的海绵床垫。这一物品与人们身体、身份的强烈关联性与其幽微的隐蔽性，使这个本就对这两个概念高度敏感的艺术家着迷不已。王凯凡收集、研究海绵床垫，并将其切割、拆解，使之进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成为吸取颜料、摩擦画布的画笔，甚至直接作为装置作品中的现成物，以其在弃置物循环间被发现时的原本状态出现。
装置《脖子上的红斑》即是王凯凡运用此类材料探索私人身体与社会身份关联的代表性作品。艺术家将弹簧床与瑜伽球并置在一处，两者看似并不构成一种对抗的姿态，但材料本质于松懈与矫正功用的冲突在此刻瞩目。床垫作为家具的私隐属性常被遗忘，其尺寸与软硬度等指标本身即记载了原主人的身体信息，在夜以继日的相处中，海绵又以它的凹陷起伏及颜色深浅记录了身体的行为习惯：影响呼吸的趴卧，出自本能的蜷曲，久之会导致颈椎腰椎阵痛的倾斜——那些处于最为自然、放松状态下，疲懒的，不受约束时被称之为“不良/错误”的姿势。
而瑜伽球则是功能在概念上截然相反的存在。不同于弹簧床垫对人们无所顾忌的身体习惯照单全收，瑜伽球象征着外部作用施加于身体内部的介入与矫正。在与之互动时，身体接受着关于科学、现代医学的规则进行理性的锻炼与运动，目的是达到符合“健康”概念的正常状态。同样具备弹性质地的弹簧床与瑜伽球，对人类身体的作用是非刺激而均衡的，这种柔和的施力却走向无意识的错置与健康导向的限制的两端——放置于此，仅是这种静默，这两种不同材料间的张力，坦然呈现着一种日常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对抗：关乎身体与周遭的材料，身份与所在的环境。
此次上海展览中所设置的海洋球池，灵感即来源于此。体量更小的海洋球多个个体共同存在以发挥作用。踏入其中时，它们则带来一个瞬时的失控体验——猛然一下的“不稳”，身体的基本习惯被顷刻打破，迫使人迅速寻找平衡——恰似进入异文化语言社会后日常中存在的轻微暴力（passive aggression）瞬间。观众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一由成群柔软球状物构成的空间中行走，王凯凡形容这是一种“群体挤压个体的关系”，而这种挤压最终会形塑新的身体状态。一脚踏入什拉门更，重新追溯到当初一脚踏入柏林社会的时刻。这一交互装置尝试以共享的身体经验进而达成心理经验的共鸣，是这次展览所传达的感知核心 —— 它试图唤起人们每每进入陌生场域时切身的不安体验。柏林如是，什拉门更如是，上海亦如是。
#03 绘画
从安特卫普到内蒙 | 风滚草，一个当代植物寓言
这种身体性的方法，是在王凯凡的创作中一如既往的。对于艺术家而言，身体一直是体验社会的媒介，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切身体验的流动、介入、冲突、和解，外化为作画时海绵、颜料与画布激烈摩擦而又覆盖沉积留下抽象线条 —— 创作中的肌肉记忆反刍着每一个自我身份建构时的心理记忆。经历着惯常性的过敏与皮肤的刺痛，受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共同体范式所启发，他尤其关注身体的即时反应、适应与过敏的概念。埃斯波西托将社会学与免疫学结合，与艺术家带着内蒙的经验进入柏林社会，从身份辨识到在地共融的过程不谋而合——抗原作为最微末的他者，进入身体这一主体时开始发生免疫反应：历经先对抗、然后被识别、达成和解进而最终被归属、保护。在柏林开始职业艺术家生涯后，王凯凡前往意大利斯波莱托、比利时安特卫普进行为其数月的艺术驻留项目，一次又一次以自身来自东方、蒙汉杂糅的经验地层的去碰撞一个个文化各异下的全新社会——这个过程是身体一次又一次的过敏与适应，无论多么细微，譬如柏林街上的一粒入眼的细沙是如何让人想起内蒙的飞尘，又或者一个突然的喷嚏如何在草场上掀起风暴。
往返欧陆期间，王凯凡做过一次全面的过敏原测试，检测报告中详尽列出十几种花粉与植物作为致敏因子——他回想起幼时在内蒙起因鼻炎一直没法去到草原的经历，于是植物意象作为一种个人身体体验的拓写开始进入他的绘画，并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主题。内蒙的气候与地貌孕育出特异的植物，它们同此地的人们一起持续体验着风沙及其所推动的频繁迁徙：或是猫尾草、蒲公英这类看似脆弱不定、空中飘摇的小型植株，或是风滚草这种来势汹汹的巨型物种，作为内蒙叙事的主体，植物何以与风互动指向的实则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命题。
风滚草是野生的庞然大物，它们坚硬、粗粝而带刺的根茎不向土地扎根，而是向内紧抱成球，天性或许就不具备长期在同一个地方稳定生存的可能，而是跟随风向滚动在干涸的西北戈壁，而风的尽头即是水源的聚集。这种与王凯凡共享着某种生物地缘的植物，也在呼应着他创作轨迹 —— 风滚草投身于大风中，以磅礴的动势奔向水源之处；而艺术家亦藉由风力，以身体不断践行流动，追寻与降落在每一个新的灵感之地。从内蒙到柏林，安特卫普至上海，“我希望为每一个地点的展览中皆保留一张《风滚草》，以此观察它们代替自我滚动的轨迹。”
故而，较之前序《河流》《响沙》系列里呈股状平缓的水流、沙流等环境景观，新一批的作品中新增了更多湍急而带有生命力的环状动势 —— 正如风滚草呼啸翻涌而过，对应王凯凡最新创作中所实现的新的力量和速度的转换。安特卫普的两月驻地作为其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艺术家尝试了更大尺幅的创作，于是更大的体积感出现于画布之上，裹挟着数层颜料的曲线笔触复现着某种类似的滚动状态与力道，王凯凡坦言这种对身体极限的挑战使其体验到一种关于绘画的亢奋与澎湃 —— 风滚草轰鸣疾驰时，甚至可以攀上平原上的房屋，好像要侵吞所见的任何事物：而画布上也同样进行着这一具有强烈吸收性的移动，所有的记忆、情绪、认知统统卷入其中。
风滚草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全球互联下现代生活的寓言，不同于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的将“拔根状态”视为一种现代生存的集体病症，它更象征着一种离散生活中积极的无根心态，不受制、依赖于既有文化土地、过去团体精神，面对频繁的迁徙、社会的颠簸、无法控制的外力、无可预料的离别，将身体全然交付给每一处新的环境，风力停止的时候就休憩，疾风而来时就毅然向前滚动、奔跑——哪怕不知道目的地的位置，也相信水源的存在。
而这种植物的精神本能并非简单的随波逐流，而是根据环境进行必要的妥协与进化后，最终形成的一种最内生的驱动力。若是将风力解读为社会走向甚至是不可知的命运，风滚草在荒原之上被认为折返、无用、浪费，甚至徒劳的流转则几乎成为了一面虚无主义的旗帜——它终究是一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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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凯凡的谈话总是充满了记忆，想象的、新生的，同时作为链接与出口的 —— 具象的记忆、具体的意义均在王凯凡的创作中被抽象的线条和色彩语言虚焦，化归为一种的精神景观 —— 短暂停留、时刻等待着一阵狂风的旱地植物，坯房墙面干裂缝隙中的尘土，铁锈的门中透出老旧生活的烟，冬日日光里冷冽的气味，干瘪的红灯笼高挂，人们呵出薄而白的空气，百无聊赖而警惕。狭长街道上携卷黄沙而来的风再一次遽然而至 —— 一个趔趄，抬起头来，又是什拉门更了。
2023年12月，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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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鋆尧（b.1995），独立策展人，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兼职研究员，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系学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当代艺术策展硕士。他的策展实践和研究关注于空间政治、数字媒体的公共性和公共环境中的人文景观。
董一新，写作者、策展人，现居美国纽约。香港大学艺术史与比较文学双专业学士，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硕士。她关注当代语境中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亚洲艺术中的文化身份表达，及青年艺术家和电影人的创作实践。其文章和译作散见于Artnet、艺术新闻、卷宗Wallpaper等媒体平台。